非洲的旱季来得猝不及防，红土地被晒得裂成蛛网，可稻田里的“希望11号”却长得比人高，金黄的稻穗压弯了秸秆，风一吹就涌起金色的浪。阿米尔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沉甸甸的稻穗，脱粒时谷粒落在掌心，圆滚滚的像珍珠。
“刘伟先生说的没错，这稻种真能扛住大旱。”
哈桑扛着脱粒机走过来，机器突突的响声惊飞了稻丛里的麻雀。他看着满田的稻子，黝黑的脸上笑出了褶子，露出两排白牙。
“比种木薯强多了，”他拍着阿米尔的肩膀，力道大得能把人拍倒，“一亩地能多收两麻袋，够全家吃半年。”
老村长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白胡子在风中飘。他让妇女们把新收的稻子晒在村口的空地上，金黄的谷粒铺了满满一地，像块巨大的地毯。孩子们光着脚在上面跑，谷粒硌得脚心发痒，笑声震得远处的猴面包树都在晃。
“得给中国朋友报喜，”老村长敲了敲拐杖，红土地上留下几个小坑，“再请他们来看看，咱非洲人也能种出好稻子。”
阿米尔找出那个磨破的牛皮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刘伟的地址。他趴在晒谷场的石板上写信，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脱粒机的轰鸣，像支热闹的歌。
“我们丰收了，”他写道，字里行间都带着笑，“想送您一袋新米，再带点非洲的稻种，不知道能不能在您村里种活。”
寄米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妇女们用棕榈叶把米包成方形，外面裹着三层麻布，生怕路上受潮。哈桑往包裹里塞了个鸵鸟蛋，蛋壳上画着稻田和中国的房子，是村里最会画画的姑娘的手笔。
“让中国朋友尝尝咱非洲的蛋，”他拍着包裹，沉甸甸的，“比鸡蛋香。”
包裹寄出后，阿米尔每天都去村口等回信。首到一个月后的清晨，邮差骑着摩托车赶来，手里举着个厚厚的信封，上面印着中国邮票。
“刘伟先生说，欢迎我们去中国！”阿米尔拆开信，手都在抖，信纸里掉出几张照片——合作社的稻田、稻米文化馆、还有小远站在试验田前的笑脸。
老村长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听阿米尔念信。当听到刘伟说“要建个中非稻种交流站”时，他突然站起来，拐杖在地上顿了三下。
“阿米尔，你去中国，”老村长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代代相传的稻种，“把咱非洲最好的稻种带去，跟中国朋友换着种。”
去中国的前一天，哈桑杀了家里最肥的羊。篝火旁，全村人围着烤羊肉，木碗里倒满了用新米酿的酒。阿米尔穿着新做的白袍，胸前别着朵红绒花，那是母亲连夜绣的。
“到了中国，替我问问刘伟，”哈桑灌了口酒，脸红得像夕阳，“他那测土仪，能不能给咱村也配一台？”
阿米尔的笔记本上，己经记满了要问的问题：怎么防治稻瘟病，怎么让稻子更抗倒伏，还有小远培育的“胭脂稻”，到底是啥颜色的。
飞机降落在中国机场时，阿米尔攥着装有非洲稻种的小布袋，手心全是汗。出口处，刘伟举着个牌子，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欢迎阿米尔”，旁边站着个半大孩子，眉眼像极了刘伟，手里捧着束稻穗。
“我是小远，”孩子把稻穗递过来，穗粒红得像玛瑙，“这是‘胭脂稻’，爷爷说要送给远方的朋友。”
阿米尔摸着胭脂稻的穗粒，突然想起老村长的话：“好稻种不分国界，就像朋友的心，离得再远也能连在一起。”
回村的路上，汽车驶过金黄的稻田。阿米尔扒着车窗看，收割机在田里穿梭，谷仓前的晒谷场铺得像金色的海，和非洲村里的场景很像，又有些不一样——这里的稻穗更，机器更先进，可土地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亲切。
“这是咱的稻米文化馆，”刘伟指着栋青砖瓦房，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刻着“土地的孩子”，“里面藏着全国各地的稻种，就等你的非洲稻种来安家了。”
文化馆里，玻璃柜里摆着各种稻种：长粒的、圆粒的、红的、黑的……刘伟指着其中一格：“这是给非洲稻种留的位置，以后还要摆上你种的‘希望11号’。”
阿米尔小心翼翼地掏出非洲稻种，放进玻璃柜。小远立刻拿来标签，用中英文写下“非洲红稻”，旁边画了个小小的非洲地图。
“等它们在试验田长出苗，”小远指着窗外的试验田，“我就教你用智能灌溉系统，手机一点，就能浇水施肥。”
阿米尔突然笑了，从包里掏出个东西——那是哈桑托他带来的棕榈叶稻草人，做得小巧玲珑，戴着顶草帽。
“这是我们的‘智能设备’，”阿米尔把稻草人放在玻璃柜上，“不用电，能管半年。”
刘伟看着稻草人和旁边的电子测温仪，突然想起老支书的话：“老法子有老法子的好，新法子有新法子的妙，合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丰收节那天，村里像过年。阿米尔跟着刘伟去割稻，镰刀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动作笨拙得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小远在旁边教他用打谷机，机器转起来，谷粒飞溅，落在两人身上。
“非洲的稻子，什么时候能在这儿结果？”阿米尔擦着汗问，阳光把他的脸晒得更黑了。
刘伟指着试验田的方向，那里己经播下了非洲红稻的种子，嫩芽刚钻出地面。
“明年这个时候，就能收了，”刘伟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木盒，里面装着“希望12号”稻种，是专门为非洲培育的，“你带回去种，比‘11号’更耐旱。”
阿米尔接过木盒，感觉比鸵鸟蛋还沉。他突然跪下，对着稻田磕了三个头——这是非洲农民对土地最虔诚的礼节。
“我以土地的名义发誓，”阿米尔举起木盒，声音在稻田上空回荡，“要让中国稻种在非洲结出更多果实，也要让非洲稻种在中国扎根。”
离开中国前，阿米尔去了老支书的坟前。墓碑前摆着新米，旁边插着两株稻穗，一株是中国的“希望11号”，一株是非洲的红稻。刘伟蹲下身，给老支书的坟添了把土。
“老支书，您看，稻种真的走出去了，”刘伟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稻穗，“您说的‘土地不分人种’，真的实现了。”
阿米尔把非洲红稻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撒在老支书坟前的土里。小远说，这里的土肥，明年说不定能长出苗来。
飞机起飞时，阿米尔望着窗外的土地。金黄的稻田像块巨大的毯子，铺在大地上，一首延伸到天边。他摸了摸怀里的“希望12号”稻种，又摸了摸笔记本——最后一页，他画了两个手拉手的孩子，一个黑皮肤，一个黄皮肤，手里都攥着稻穗。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就像稻种落地会生根，友谊种下了，也会在时光里，结出金色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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