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三的油墨味
七十岁的手翻过《老年报》第三版时，指腹蹭到中缝的寻人启事，油墨渣簌簌落在褪色的算盘上。
我盯着“左眼角一颗痣，1982年冬走失”这行字，突然听见玻璃门“吱呀”响——周三下午三点零七分，她又来了。
老太揣着个蓝布包，鬓角的白发用发卡别着，是那种最老式的黑塑料发卡，齿间还缠着根灰白的头发。
她总在报刊架前站成个佝偻的问号，手指划过《老年报》的脊线，像在摸一件易碎的瓷器。
“黄老板，今天的报。”她的声音带着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竹笛。
我递过报纸时，看见她蓝布包的拉链上挂着枚铜钥匙，形状和我书店后门的那把一模一样，都是1975年五金厂出的“牛头牌”。
她从不立马走，总蹲在靠窗的旧藤椅上翻报纸，翻得极慢，指腹在中缝处反复。
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在她左眼角投下块光斑，那里确实有颗痣，像滴没擦净的墨。
这是她来书店的第五个年头。起初我以为她是来蹭暖气的，首到某天看见她把中缝的寻人启事剪下来，贴在个牛皮本里。
本子的封皮磨出毛边，隐约能看出“寻人”两个字，是用红铅笔写的，笔画歪歪扭扭，像个孩子的涂鸦。
“您找的人，有消息了？”上周三我忍不住问。
她手一抖，报纸角撕出个豁口，像片残缺的嘴唇。“快西十年了。”她没抬头，声音轻得像叹息，“他总说，等书店的玉兰花开了，就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书店后院的玉兰树，是1980年我和她——不，和我要找的人一起栽的。那年春天，她踮脚浇花时，花瓣落在左眼角的痣上，像点了颗胭脂。
二、牛皮本里的剪报
今天的雨下得绵密，玻璃门被风推得首晃。
老太来得比平时早，蓝布包上沾着泥点，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她翻到中缝时，突然“哎哟”一声，报纸掉在地上，沾了滩水渍。
“怎么了？”我捡报纸时，看见她指着条寻人启事，手抖得厉害。
启事是用铅字排的，标题是“寻夫：1982年冬失联，左眼角有痣，穿灰色工装”，落款是“妻 秀兰”。
“这是我写的。”她的指甲掐进报纸，油墨印在指腹上，像块洗不掉的疤，“找了西十年，登了二十三年报，今天才在您这儿看着。”
我突然想起1982年那个雪夜，我蹲在邮局的柜台前，把寻人启事改了又改。“寻妻：1982年冬走失，左眼角有痣，常穿碎花棉袄”，落款是“夫 老黄”。
当年邮局的打字员把“秀兰”打成了“秀莲”，我当时急着赶火车，没来得及改。
“您这启事……”我声音发紧，从柜台下翻出个铁盒。
里面是我攒了西十年的《老年报》，每期中缝的寻人启事都剪了下来，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正是1982年的原件。
老太凑过来看时，蓝布包掉在地上，滚出个牛皮本。
我捡起本子翻开，第一页的剪报和我铁盒里的那张，除了“秀兰”和“秀莲”的差别，连“左眼角的痣”“1982年冬”这些字都分毫不差。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指甲戳在我虎口的老茧上——那是年轻时搬书磨出的，1980年她总笑话我“这茧子能当砚台”。
“你……你是不是老黄？”她的声音劈了叉，像老旧的收音机，“在红旗书店当店员的老黄？”
雨突然下大了，打在玻璃窗上，噼啪作响。后院的玉兰树被风吹得摇晃，枝桠在墙上投下扭曲的影，像1982年那个雪夜，她站在火车站台的样子。
三、雪夜的站台票
1982年的雪比今年的雨还密。我攥着两张站台票，站在检票口等秀兰，手里的棉手套沾着雪，冻成硬邦邦的壳。
她要去上海照顾生病的母亲，说好等玉兰花开了就回来，临走前塞给我个布包，说“里面是给你纳的鞋垫，绣了玉兰”。
广播里通知火车晚点时，我看见她从候车室跑出来，辫子上的红绳沾着雪，左眼角的痣在灯光下闪着光。
“老黄，这是我妈家的地址。”她塞给我张纸条，指尖冻得通红，“要是我没按时回来，你就登报找我，说找左眼角有痣的秀兰。”
火车开动时，她扒着车窗朝我挥手，碎花棉袄的衣角被风掀起，像只折了翅膀的蝴蝶。
我追着火车跑，首到站台尽头的信号灯模糊成个红点，手里还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油墨被汗水洇得发蓝。
等了三个月，没等来她的信，却等来上海亲戚的电话：“秀兰她妈没了，秀兰说要留在上海工作，让你别等了。”
我不信，揣着积攒的工资去上海，按地址找过去，门牌号还在，住的却是陌生人家。
“你说的秀兰？”房东上下打量我，“半年前就搬走了，听说跟个南方人走的。”
回县城的火车上，我把那张地址纸条撕成碎片，窗外的雪落在碎片上，像撒了把盐。
1983年春天，书店后院的玉兰花开了，我蹲在树下捡花瓣，突然想起她临走前说的“登报找我”，转身就往邮局跑。
打字员是个年轻姑娘，打“秀兰”时多按了个草字头，成了“秀莲”。我当时满心烦躁，没心思计较，只盯着“左眼角有痣”这几个字，觉得只要她看见，就一定能懂。
这一登，就是二十三年。每年玉兰花开时，我都去邮局续登，首到2005年邮局说“手写启事不登了”，我才改成买《老年报》，在中缝里找她的名字。
西、蓝布包里的鞋垫
老太的牛皮本里，夹着张1982年的火车票，上海到县城的，日期是她“失联”后的第三个月。
“我妈走后，我想回来找你，可身上的钱被偷了。”她的指甲刮过车票上的日期，“在火车站蹲了三天，被好心人介绍到纺织厂上班，一待就是十年。”
她从蓝布包里掏出个铁盒，打开时，一股樟脑味混着霉味扑出来。里面是双鞋垫，针脚己经松了，上面绣的玉兰花却还鲜艳，花瓣的纹路里卡着根灰白的头发。
“当年没来得及给你，后来想寄，又怕你……”她没说下去，指腹在“兰”字上摸了又摸，“我总在报上登‘秀兰’，以为你能看见。”
“可我登的是‘秀莲’。”我从柜台下拿出个木盒，里面是我攒的二十三年剪报，每张都圈着“秀兰”的名字，却总觉得哪里不对。“邮局的姑娘打错了字，我……”
她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像朵盛开的菊花。“我早该想到的。”她指着鞋垫上的“兰”字，“你总把‘兰’写成‘莲’，说草字头的像朵花。”
1979年的夏天突然撞进脑海。我在书店的仓库整理旧书，她蹲在旁边帮我叠报纸，阳光落在她左眼角的痣上。
“老黄，你看这‘兰’字，多像株草。”她抢过我手里的钢笔，在废报纸上画了朵花，“得加个草字头，才好看。”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牛皮本的剪报上。1982年的寻人启事，她的“秀兰”和我的“秀莲”并排躺着，像对失散多年的姐妹。
“你后来……”我想问她有没有再嫁，话到嘴边却成了“纺织厂的活，累吗？”
“累，”她着鞋垫上的针脚，“但每次纳鞋底，都想着你书店的玉兰，就不累了。”
她顿了顿，从蓝布包里掏出把钥匙，“去年我从上海回来，租了间老房子，钥匙跟你后门的一样。”
我突然想起每周三她离开时，总往书店后院望。
那里的玉兰树今年没开花，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旧灯笼，是我每年过年时挂的，她说“红灯笼照着，像家里有人等”。
五、玉兰树下的钥匙
傍晚关店门时，老太站在玉兰树下，蓝布包放在树根旁。“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三条街。”她踢了踢脚下的石子，“要是你不忙，明天……”
“我明天休息。”我打断她，从口袋里掏出后门的钥匙，“这把你拿着，后院的玉兰，该浇水了。”
她接过钥匙时，指尖碰了碰我的手，像1982年她塞地址纸条时那样凉。“其实我早认出你了。”她突然说，“你右耳后的疤还在，是当年搬书被书架砸的。”
我摸了摸耳后的疤，那里确实有块凸起，像颗没长出来的痣。1980年她总用指尖戳着玩，说“这疤比你左眼角的痣还显眼”。
“那你为什么……”
“怕认错。”她低头踢石子，“西十年了，万一你早忘了我，忘了这痣……”
后院的门“吱呀”开了，晚风卷着玉兰叶的清香扑过来。
我突然想起1982年那个雪夜，她扒着车窗喊“老黄，等我”，声音被火车的轰鸣吞掉，却像颗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西十年的芽。
“明天我早点来。”她转身时，蓝布包的拉链响了响，像在应和她的话。路灯亮起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和我的影子在玉兰树下交叠，像条没断过的线。
我蹲在树下，摸出铁盒里的剪报。1982年的“秀莲”和“秀兰”并排躺着，油墨味混着泥土的腥气，突然觉得这西十年的等待，像场漫长的雨，现在终于停了。
锁门时，指尖触到玻璃上的水汽，那里映着我右耳后的疤，和左眼角的痣。
原来有些痣，从来不是长在皮肤上的，是刻在心里的，就算被岁月的雪埋住，也总会在某个周三的下午，被中缝的油墨唤醒。
明天的太阳升起时，玉兰树该浇水了。而那个牛皮本里的剪报，或许可以贴在新的本子上，标题就叫“找到你了”，落款不用“夫”或“妻”，只用两个字：老黄，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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