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村里老祠堂前支起了几张木桌，村民们陆续到场，知青们也来了。王超辉站在中间，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了每个人耳朵里：“我想在咱们村建一所小学。”
话音一落，人群中有低声议论，有人皱眉，有人摇头。
“种地都忙不过来，花这冤枉钱干啥？”一个汉子嘟囔。
“识字顶饭吃啊？能当工分算？”另一个老农摆摆手。
王超辉没急着反驳，他从背包里拿出几本旧课本和一本儿童画册，摊开在桌上。泛黄的纸页上，歪歪扭扭的铅笔画映入眼帘：有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有整齐的教室、还有窗外的山和树。
沈嘉见状，也走上前来，翻开画册，轻声说：“这些孩子，可能就在你们家的地头跑过。他们将来要走出大山，靠的不是锄头，而是知识。”
张建国站了出来，声音低沉但有力：“我在部队见过太多因为不识字而吃亏的人。知识，是改变命运最公平的路。”
赵德发老队长点点头，拄着拐杖走到人群前面：“我年轻时念不起书，吃了不少亏。现在有条件了，咱不能让娃娃们再走老路。”
会场慢慢安静下来，几个年纪大的村民互相看了一眼，终于有人开口：“那得多少钱？我们能帮点啥？”
陈慧早己准备好一份粗略预算，她将一张写满数字的纸贴在墙上，一边指着一边解释：“水泥、砖瓦、木材是大头。咱们可以自己动手盖房子，省下人工费。”
接下来的日子里，沈嘉动身去了县城。二十公里山路，她背着干粮走了个来回。第一次碰壁，教育局的人态度冷淡。但她没有放弃，准备了一份演讲稿，站在一位曾在乡村插队的老教师面前，讲了一个多小时。
那位老师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当年我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没想到今天还能为它做点事。”
不久后，城里几所中学答应捐赠图书和文具。名单中有一所陌生学校的名称，没人注意到，那是未来一位重要人物的母校。
与此同时，陈慧和王秀英开始组织妇女们编织草绳，用来固定建筑结构。王秀英带头捐出了自家老屋拆下的梁木，那根木头上刻着模糊的年号，像是来自更早的年代。
施工队由村里的壮劳力临时组建，张建国每天天不亮就到工地巡查。他在每个危险区域插上红色小旗子，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下雨天不能砌墙，他就安排人做些室内活儿，比如打磨黑板、制作教具。
有一天暴雨过后，工地一角被冲刷出一块半埋的石碑，上面依稀可辨“兴学”两个字。王超辉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没说话，只是轻轻拂去上面的泥土。
半年过去，新校舍终于建成了。灰白的外墙，红色的屋顶，在田野间格外醒目。教室里整齐地摆着课桌椅，黑板擦得锃亮。操场上铺了碎石，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跑步玩耍。
开学那天，十几个孩子早早来到学校，有的穿着补丁衣服，有的赤着脚。但他们的眼神，都亮晶晶的。
王超辉站在门口，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进教室。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沈嘉搬来一箱新课本，轻轻放在讲台上。她低头翻看时，忽然发现一本封面破损的《算术》课本里夹着一张泛黄照片。那是她小时候在城市教室里的合影，笑容灿烂。
她愣了一下，把照片重新夹回去，合上书，转身望向窗外。
远处的田野上，几个年轻人正在搬运最后一车建材。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
陈慧走过来，递给她一杯热水：“以后这里的孩子，也能像你一样走出去。”
沈嘉接过杯子，点点头，却没有说话。她望着那些忙碌的身影，忽然问：“你说，他们会相信这一切真的有用吗？”
没有人回答。风吹过校园，带起一阵细碎的尘土。教室里传来朗读声，稚嫩却坚定。
王超辉还在工地巡视，他弯腰捡起一根掉落的钉子，放进工具袋。抬头时，他看见远处山坡上有个人影，正朝这边张望。
那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身材瘦削但结实，皮肤黝黑。他站在那里，像一棵生了根的树。
王超辉没有喊他，也没有打招呼。他只是继续向前走去，脚步踏实，仿佛脚下踩着的是整个村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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