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车间的重油炉正吐出橘红色的火焰，炉口的热浪把两米外的温度计红针顶到了 60℃。冯靖远盯着刚出炉的钢板，硬度计的指针在 22HRC 左右晃悠，像个醉汉找不到平衡 —— 这是第七批因硬度不足报废的工件，断面的珠光体组织粗得像糙米，老质检员王师傅用锉刀搓了搓，铁屑纷飞却留不下深痕：“这钢就像没蒸熟的馒头，芯子里还是生的！”
炉旁的控制柜上，德国产的温控仪闪着绿光，设定的 “860℃保温 2 小时” 参数像道不可逾越的线。沈若雁翻着东翔厂的旧档案，1973 年的牛皮纸卷宗里，铅笔字记录着 “军工钢调质工艺”：“采用‘阶梯升温’，从室温到 600℃每小时升 100℃，600℃以上每小时升 50℃，像给钢坯慢慢热身。” 她的指尖在 “奥氏体化” 的曲线旁画了个圈，纸页边缘被炉温烤得发脆，“现在这炉子一上来就猛烧，钢坯心子没跟上，就像人突然跳进热水，里外受热不均。”
冯靖远蹲在炉前观察孔旁，耐热玻璃上的烟灰被他用袖口擦出片透明区。炉内的钢坯在火焰里若隐若现，靠近炉壁的部分己经发亮，中间却还发暗，像块没晒透的棉被。“王师傅，您烧过土灶吗？” 他往炉膛里撒了把煤粉，火焰 “腾” 地窜高，颜色从橘红变成亮黄，“这重油炉的火太冲，得像焖肉似的，先用小火把锅烧热，再慢慢加柴 —— 让钢坯从里到外都热透。”
老技工赵师傅的烟袋锅在炉体支架上磕出火星，烟灰落在灼热的钢板上，瞬间化成白灰。“我当学徒时，守的是反射炉，” 老人往炉门的缝隙里塞了块耐火砖，“那炉子的火像铺在钢坯上的毯子，温度升得匀，就像给人盖被子，从头暖到脚。现在这炉子火力集中在两边，中间总差口气，钢坯就像穿了件露心的衣裳。”
沈若雁抱着个铁皮盒进来，盒里装着 1969 年的 “炉温校正记录”。最上面那张纸用红墨水写着 “三点测温法”，在钢坯的头、中、尾各埋支热电偶，像给病人贴了三个体温表。“东翔厂的老法子，” 她指着记录里的温差数据，“允许炉内各点温差不超过 5℃，超过了就调火嘴，像给炉子扇扇子，把热空气赶匀。”
冯靖远盯着控制柜上的单点测温仪，那玩意儿只测炉壁温度，根本不管钢坯实际受热。“咱给钢坯装个‘随身温度计’。” 他从工具箱里翻出几根铠装热电偶，金属套管细得像针灸针，“把这玩意儿插进钢坯中心，温度不到不出炉 —— 就像给馒头插根筷子，筷子不烫就不算熟。”
王师傅往钢坯上钻了个细孔，热电偶进去时，导线在高温下微微发颤。“这法子听着简单，可咱的重油炉烧起来像头犟驴，” 老人调整着供油阀，油雾在炉膛里燃烧的 “噼啪” 声忽大忽小，“火嘴多，调这个那个就变，温度像坐过山车，哪有准头？”
冯靖远忽然抓起根长柄勺，往 1 号火嘴的喷油嘴处舀了勺水，蒸汽 “嘶” 地裹着火苗往后缩。“赵师傅说的‘分段控火’，能不能改成‘火嘴接力’？” 他在炉前画了个示意图，“让 1 号火嘴先烧到 500℃，再让 2 号火嘴接着烧到 700℃，像接力赛跑 —— 每个火嘴负责一段温度，就好控制了。”
当第一炉按新工艺处理的钢坯出炉，冯靖远的指尖在钢板上快速划过，灼热的温度烫得他指尖发麻，却能感觉到表面的硬度变化均匀。硬度计的指针稳稳停在 30HRC，像枚扎在靶心的钉子。王师傅用锉刀试了试，锉痕浅得几乎看不见：“这钢现在硬得像马蹄铁，能扛住大锤砸！”
沈若雁把三点测温的记录纸贴在墙上，三条温度曲线像三条并行的河流，起伏几乎一致。“东翔厂的老笔记说，‘炉温要像人的呼吸，该升时升，该稳时稳’。” 她的铅笔在曲线的平缓段画了个箭头，“这 2 小时保温，就是让奥氏体均匀长大，像给庄稼留足灌浆的时间。”
暮色漫进车间时，重油炉的火焰渐渐转暗，像疲惫的巨兽慢慢闭上眼。赵师傅正教年轻工人看火焰颜色，老人的手在供油阀上慢慢转动，“亮黄是火太急，橘红是正好，暗红是火弱了 ——” 钢坯在炉内的反光映在他们脸上，忽明忽暗，像跳动的夕阳。
冯靖远望着冷却后的钢板，表面的氧化皮被酸洗后，露出的金属光泽均匀得像镜面。他想起赵师傅说的，当年在三线工厂，没有精密仪器，全凭看火色、听声响判断炉温，那些在炉火旁练就的本事，像刻在骨子里的密码，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远处的高炉喷出最后的火焰，把热处理车间的影子拉得很长。墙角的废钢堆里，几根没处理好的钢坯和新出炉的成品靠在一起，像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冯靖远忽然明白，所谓的工业精度，从来都藏在这些细微的调控里，在炉温的升降间，在火焰的明暗中，在那些让钢铁驯服的、代代相传的分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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