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衣针下的痣
第七十三根毛线穿过针眼时，针尖戳到了指腹的老茧。这是给养老院老张织的第三件毛衣，藏青色的线团在膝头滚着，像团化不开的暮色。
“李阿姨，老张又咳嗽了。”护工小陈端着药盘经过，粉白的口罩蹭过我的毛线筐，“您这毛衣织得真密，比院里的棉被还暖。”
我没抬头，钩针正往毛衣后片的领口收针。
老张的脖颈总缩着，像只受惊的鹌鹑，可上次帮他翻身子时，我清楚地看见后颈有颗朱砂痣。
黄豆大小，边缘泛着淡淡的褐色，和我弟石头后颈的痣，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织到第七排花时，小陈突然在走廊喊：“李阿姨，老张烧得说胡话了！”我捏着毛线针跑过去，老张躺在床上，脸憋得通红，嘴里反复嘟囔着：“姐，长命锁……别丢……”
我的毛线针“当啷”掉在地上。“石头”两个字卡在喉咙里，像五十年来没咽下去的刺。
1970年那个暴雨夜，十三岁的石头攥着我塞给他的长命锁，在火车站台被人潮冲散，最后传来的声音，就是这句“姐，别丢”。
二、长命锁的花纹
老张退烧后，我总借故去他房间。他的床头柜上摆着个掉漆的搪瓷缸，杯沿豁了个口，像我家当年喂猪的那个。
一天，帮他整理枕头，摸到个硬纸壳，抽出来一看，是本磨掉页脚的相册，封面用红漆写着“1970·留念”。
翻到第三页，我的呼吸突然停了。
那张泛黄的集体照里，二十多个少年站在公社粮仓前，第二排左三的少年缩着脖子，蓝布褂子的领口歪着，露出半截银锁。锁身上的缠枝纹我太熟悉了，是我家祖传的样式，锁底刻着个极小的“石”字，是爹请银匠特意打的。
少年的后颈对着镜头，隐约能看见点红，像颗没长开的朱砂痣。
“这是……”我指着照片问。老张的手抖了一下，搪瓷缸里的水晃出来，在相册上洇出个圆斑。“是……是以前的工友。”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锯条，“早忘了叫啥了。”
我把相册往他面前推了推，指尖点着那个少年：“他后颈有颗痣，对不对？”
老张的脸“唰”地白了，抓起搪瓷缸就往桌上砸，豁口处的瓷片崩到我手背上。
“你干啥！”他吼得急，喉结上下滚着，像吞了颗滚烫的石子，“少管闲事！”
护工小陈跑进来时，我正捡地上的瓷片。
老张缩在床头，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玉米叶，后颈的朱砂痣在灯光下闪着光。
突然让我想起1969年的冬天，石头生了冻疮，我给他围围巾时，指尖划过那颗痣，他笑说“姐，这痣是暖的”。
三、暴雨夜的碎锁
1970年的雨比今年的秋凉更凶。
我攥着长命锁站在火车站台，十三岁的石头背着帆布包，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
“姐，到了新疆就给你寄葡萄干。”他踮脚够我的耳朵，后颈的朱砂痣蹭着我的脸颊，像颗温热的红豆。
广播里喊“开往新疆的列车开始检票”时，人潮突然涌过来。我被挤得往后退，手里的长命锁链“啪”地断了，一半留在我手心，一半随着石头的哭喊消失在人群里。
“石头！抓牢锁！”我的喊声被雨声吞掉，只看见他蓝布褂子的衣角在人缝里闪了一下，像条挣扎的鱼。等我挤出人群，站台尽头只剩半截断链，锁身早没了踪影。
后来在认领处待了三天，警察送来块碎银片，说在铁轨边捡到的，上面有缠枝纹的残痕。
我把碎银片缝在贴身的布兜里，每天摸三遍，首到1980年嫁人，才把它压在樟木箱的底层，和石头没带走的布鞋放在一起。
去年来养老院前，我翻出樟木箱，碎银片还在，只是边缘被磨得发亮。
布鞋的鞋底磨穿了，鞋帮上沾着的泥点，和当年站台的黄泥巴一个颜色。
西、相册里的秘密
老张开始躲着我，可我总能在食堂的角落看见他。
他总点白菜炖豆腐，用那只豁口搪瓷缸盛着，一勺一勺地抿，像在嚼什么苦东西。
一天，我端着饭坐在他对面，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放在桌上：“领口够宽了，能盖住痣。”
他的筷子突然停在半空，豆腐块掉在桌上，滚出个湿痕。
“1970年你没上火车，对不对？”我的声音发颤，指尖捏着毛衣针，“你被人拐到砖窑，后来逃出来，不敢回家，就改了名字。”
他的肩膀猛地塌下去，后颈的朱砂痣在灯光下泛着红。
“那天我被人捂住嘴，塞进了拉砖的车。”他的声音像从很深的井里捞出来的，“长命锁被他们抢去，扔在砖窑的火里，我只捡回这块碎银。”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时，一股霉味混着汗味扑出来。里面是块银片，缠枝纹的残痕和我樟木箱里的那块，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
“我在砖窑干了五年，跑出来时没了半颗牙。”他摸了摸嘴角，那里确实有个凹陷，“不敢回家，怕你们以为我死了，更怕你们嫌我丢人。后来在养老院看见你，觉得眼熟，可你胖了，头发也白了……”
我突然想起上周给他织毛衣，他总说领口太紧。
原来他不是脖子粗，是五十年的委屈憋在心里，把肩膀压得变了形。
五、锁与痣的重逢
把两块碎银片拼在一起那天，阳光透过养老院的玻璃窗，在桌上投下道银亮的光。缠枝纹的缺口终于补齐，只是锁底的“石”字，被火熔得只剩个残影。
“我给你打个新锁吧。”我找出针线筐里的银线，这是去年生日女儿送的，说“妈，您织毛衣用得上”。
老张缩着脖子笑，后颈的朱砂痣在阳光里闪着，像颗没被岁月磨暗的星。
新锁织得慢，银线太滑，总从针眼里跑。老张就坐在旁边看，手里着那只豁口搪瓷缸：“当年在砖窑，我用这缸子给你写过信，没敢寄，后来都烧了。”
“我也给你写过。”我把银线在指间绕了个圈，“每年你生日那天写一封，藏在樟木箱里，现在有五十封了。”
护工小陈进来换床单时，看见我们凑在灯下，突然说：“李阿姨，老张后颈的痣，像您毛衣上的红豆扣。”
我低头看手里的银线锁，果然，锁身上的结，和毛衣扣的样式一模一样。
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敲窗时，新锁终于织好了。我把它挂在老张的脖子上，银线贴着他后颈的朱砂痣，像给那颗痣系了条项链。
“石头，回家了。”我的指尖划过他的痣，还是温的，和五十年前一样。
老张的肩膀抖了抖，没说话，只是把搪瓷缸往我手里塞，里面盛着刚泡好的菊花茶，热气裹着淡淡的香，像1970年站台边的野菊，在风雨里开得执拗。
或许有些失散，从来不是真的弄丢了。
就像这长命锁，碎了五十年，终究被银线重新织起；就像这颗朱砂痣，藏了五十年，终究在毛衣针下露出暖光。
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早被岁月酿成了茶，在某个深秋的午后，混着菊香，漫过所有没来得及告别的时光。
窗外的银杏叶落了一地，我把织好的毛衣往老张身上套，领口刚好盖住那颗痣。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毛线传过来，像五十年前那个暴雨夜，他攥着我的衣角，说“姐，别松手”。
这次，我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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