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国家百废待兴,开始尝试用人制度的改革,推行合同制用工方式,但仍留了一手,采取所谓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新办法简单说就是临时工变合同工,老人老办法简单说就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舅(旧),为了区别“新人”管“老人”叫“正式”工。
这合同工比临时工好点有限,也是个逆来顺受大气不敢出的身份。那年月用工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合同工身份仍是“低人一等”,“老人”沾沾自喜,旱涝保收各项福利待遇笑傲江湖,合同工仍有随时解聘失业之虞,而且永远就是个工人不得翻身。
那年月“工人”意味着收入永远高不到哪去,前途永远像笼中鸟儿,光明而看不到出路,困惑而不知道明天。“老人”们的“正式”身份一辈子哪怕犯错误只要不逮起来就永远安乐,工资永远比你那“合同工”挣得多、福利好得多,你还没脾气。
终于在当了两年临时工之后一份合同扔在安之若面前,算是把一只脚踏进了体制内。
那晚他跪在爸爸妈妈面前发誓:一定会好好干。老爹攥着一本泛黄起毛的《新华字典》说了三句话,一句是,孩子还要多读点书哦,第二句是,爸爸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一种地的农民出来干革命一个大字不识,十几岁的班长,二十岁的排长,三十不到的机枪连连长,三十干炮营营长了,你死我活拼的是命,怕过啥?没有准星的一条破枪我都可以消灭他好几个敌人......这到地方可真是斗不过人家哩。第三句话是,没文化啊,我这点文化都是自已在陆军医院休养时买了本字典跟个小教员学的认字,当时大概三个月不到吧,能看报纸了,现在看书都没问题了,遇到有个别不认识的字和词语,就马上翻字典,字典就是好老师,我走哪都一直带着它,我们不能当睁眼瞎哦。
那是一本195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还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用罗马字拉丁字母编的拼音方案,安之若之前一直要给扔掉的这破字典原来是这么个来历,听罢老爹这番话,他不由得肃然起敬。终于明白了老爹内心对儿子的期望以及老人自已隐隐的屈辱和不服。
那晚之后安之若似乎大彻大悟地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痛恨起自已之前不珍惜上学念书的好时光,不明白一个月家里收入拢共才五十多元,老爹能不眨眼地掏二十七块九托人去买回来全套高考复习书,更不明白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
今晚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现在觉得“批林批孔”时晓得的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错误论调并不那么错还有点对,过去认为什么学而优则仕、什么书中颜如玉、黄金屋,那都是扯淡!今天明白了人还是要读点书,给自已弄张文凭有多么重要,在那个学历高于一切的年代,一张文凭不仅是他安之若遥远的救世主,更是他人生体面生存的开端。
他开始发愤图强,玩了命地去读夜大、考电大、参加自考,并一次次在内心的深处呐喊着、咆哮着自已立下的誓言:一定要把老爹所有的委屈和不公,所有受到的冷眼和那些人对他所有的不屑与阴笑都还回去,一样一样一件一件的扔回到那些嘴脸上去!一定要让自已出乎其类。
这是个气人有笑人无的江湖。
从干临时工开始他就拼命的积极、拼命的努力,忘我工作。谁都不愿去的岗位他干,谁也不想去的部门他去,从没二话。
合同签的是没人去的单位印刷厂拣字工岗位,同学问他,小安哈儿你傻逼啊?不晓得油墨有毒铅字也有毒吗?搞什么印刷!还拣字工,当心重金属中毒。那五号铅字比火柴杆粗点有限,你一分钟能拣几个字?莫眼睛挑瞎再弄个重金属牙齿,你恋爱都会谈不到老婆都弄不到手。
同学讲这些利害关系,安之若置若罔闻,沉浸在加入体制内行列的喜悦之中,心里开了花一般乐得不行,这叫参加工作了,那时候履历表有一栏是“何时参加革命”,了得啊!跟老革命爸爸平起平坐了。
从此每天安心安意地拿着镊子端着拣字木盘在铅字架前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安之若从一分钟捡三个字到一分钟三十个字用了一个月,十个月后每小时要拣2200字,差错率2%,在这个行当里应该是三年后出师的水平。
捏镊子的手指头被磨出泡,指节凸起硬化,指甲缝里永远黑漆漆的,连指甲也长慢了好多。一干八年还带起了徒弟,首屈一指。换来的是视力急剧下降,干完活下班回家的路上好一阵子感觉路不平高一脚低一脚,两眼焦距混乱行走找不到视觉平衡。还换来了各种荣誉各种证书,在做事上他被认可了。
边干活边读书,一起读一起考,大专考自考读电大,本科报考函授。自考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一直羡慕写一手好文章的人,电大读群文是单位本门专业,本科念企业管理,他想着今后万一当了印刷厂的班组长了要懂管理。拼命读书夜以继日的背题,背下来的东西考试时连标点符号都不错,跟书上一模一样。
同学都不信以为不是蒙到题目了就肯定是舞弊抄的书。各科成绩基本徘徊在95——100分之间,有一次试卷出的题有问题,没有学的教材下册也出了题目,全班不及格,他居然考到85分,那时候不说牛逼,都说你之若哈儿太有狠了!五年多的时间以优异的成绩一口气拿下两个大专和一个本科文凭,履历表学历栏从高中、大专一路填到了本科。
命运交响曲在这一年开始变奏,旋律成了优美的华尔兹,上天瞥了他一眼,这是一次宠幸一次眷顾,安之若居然遇到了体制内“转干”的机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转干政策的执行,之后取消了。
单位有多少人梦寐以求、孜孜以求,有多少人使出浑身解数上蹿下跳渴望这个“干部”身份!这稍纵即逝的机遇被安之若紧紧的抓住了,背着老爹,他拎着一大袋子荣誉,抱着一盒西湖龙井,去了老爹当年文革时救下过的一位老领导的家里。
讷讷的恳求之后,某天老领导给他的老同事,一位厅领导去了一个电话,打听了下具体情况,提了下这位老安同志以及他的儿子。安之若在博弈中最终胜出,得到了这唯一的、最后的晋身机会。
身份解决了,随之而来的是水到渠成的职务问题,组织上开始“重视”他了,他适时的将早已揣在怀里的入党申请书呈了上去,第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转年印刷厂老厂长告老还乡,他成了唯一的厂长候选人(正科级),于是他以副代正干起厂长来,这是之前他做梦都没想到的,做梦只想当个班组长。
八年时间内把身份从临时工干到了合同工,十年时间干到了“国家干部”,不仅成了“正式工”还入了党提了干、当上了(副)科长,这已经是那个时代一个临时工个人的传奇了,用当下的话说叫逆袭。
他觉得这辈子行了,感觉同事们开始十分的尊敬起他来,真有1949年10月的感觉,虽然有点始料未及,幸福来得有点突然,但更多的还是扬眉吐气,那些院子里的差不多一般大小的子弟们都不如他了,一雪前耻。
那晚他跪谢老天眷顾、领导栽培,跪谢爹妈养育。那一刻妈妈眼泪都快下来了,噙着泪啥也说不成,嘴里就念叨着,起来、快起来,跪啥跪,往后更要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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