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当祁同伟背着行囊,第一次踏入这所被誉为“军中清华”的学府时,一股混杂着松香、汗水与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里没有地方大学的喧嚣与浪漫,只有无处不在的纪律与秩序。
穿着各式军装的学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里穿行,口号声、军歌声此起彼伏。
道路两旁,是高大挺拔的水杉,掩映着一栋栋庄重的苏式教学楼。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昂扬的气息,让他这个从工业城市里走出来的少年,感到无比新奇和振奋。
他被分到了航天工程学院,一个听起来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
宿舍是标准的六人间,一尘不染,所有人的毛巾和牙刷都摆放得像是用尺子量过。
他的三个室友己经到了。
一个叫陈默,来自西北的农村,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看人的眼神带着一丝拘谨,是靠着惊人的毅力从贫困县里考出来的。
另一个叫方志敏,上海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带点口音,是个典型的技术宅,一来就把带来的几本厚厚的英文原版专业书摆在了桌上。
最后一个,则显得与众不同。
他叫梁宏,来自京州,身材高大,穿着讲究,手腕上戴着一块在当时看来颇为昂贵的手表。
他不像其他新生那样忙着整理内务,而是靠在床边,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不咸不淡地和众人打着招呼。
他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那是祁同伟从未在同龄人身上见过的气质。
简单的寒暄后,祁同伟能感觉到,梁宏对自己和陈默这种外地来的“小地方”学生,似乎不怎么瞧得上眼,反而和同为大城市出身的方志敏话更多一些。
祁同伟没太在意。
父亲从小就教导他,在哪里,都是凭本事说话。
很快,他就用行动印证了这一点。
开学后的第一次高等数学摸底考试,试卷难度极大,哀鸿遍野。
祁同伟却只用了一个小时就交了卷,并且拿下了全系唯一的一个满分。
课堂上,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黑板上推演一道复杂的弹道微分方程,卡壳了半天时,祁同伟站起来,用一种清晰而严谨的逻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题思路,让老教授都当场愣住,随即大加赞赏。
他的名字,迅速在航天学院传开了。
他不仅成绩优异,体能也同样出色。
三千米越野,他总能套第二名半圈;射击课上,他打出的子弹,永远最接近靶心。
他疯狂地吸收着这里的一切知识,从空气动力学到材料力学,从系统工程到编程语言,他都游刃有余。
他成了学员中的领军人物,是教授眼中的得意门生,是同学们敬佩的对象。
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梁宏,在专业问题上,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他请教。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辩论赛,却让他第一次对自己坚信不疑的世界,产生了动摇。
大一下学期,学院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辩题是——“社会公平的实现,主要依靠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均等”。
祁同伟是正方一辩,主张机会均等。
他站起来,意气风发,声音洪亮:“我方认为,真正的社会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是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就像我的父亲,他带领工人修路、建厂,不是首接把钱发到每个人手里,而是为他们创造了可以凭自己双手致富的岗位和平台!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他的发言,引来了阵阵掌声。
他说的,都是他亲眼所见,是他父亲身体力行的信念。
轮到反方二辩发言时,梁宏站了起来。
他先是轻笑了一声,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对方一辩的观点很精彩,也很……天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祁同伟身上:“机会均等?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动听的词。但在座的各位,我们扪心自问,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机会,真的均等过吗?”
“一个出生在祁家湾那样的贫困山村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京州省委大院的孩子,他们看到的世界,他们接触到的资源,他们拥有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前者可能要为了一个上学的名额打破头,后者从小上最好的学校,有名师辅导。你说,这叫机会均等吗?”
他这番话,让包括祁同伟在内的很多人都陷入了沉默。
梁宏继续说道,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我父亲常说,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总有人在顶端,也总有人在基座,这是自然法则。所谓的公平,不是让所有人都爬到顶上去,那不现实。而是让金字塔的结构更稳固,让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位置。我父亲在省里工作,他辛苦操劳,为全省的发展做贡献,他的家人因此享受一些便利,获得一些优先的机会,这难道不是对他贡献的一种合理回报吗?这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
“你……”祁同伟血气上涌,猛地站了起来,“你这是特权思想!是把父辈的权力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我们参军,我们考入国防科大,为的就是保卫国家,服务人民,而不是为了维护某个阶层的特权!”
“特权?”梁宏脸上的笑容更盛了,也带上了一丝冷意,“祁同伟,你很优秀,我承认。但你之所以能站在这里,和我辩论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你以为,你能考进来,仅仅是因为你聪明吗?”
他向前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却充满了穿透力:“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和你一样聪明,甚至比你更聪明的农村孩子,因为信息闭塞,因为教育资源落后,甚至因为体检时一点小小的、可以通融的瑕疵,而被挡在这座大门之外?你谈公平,是因为你恰好是那个穿过了独木桥的幸运儿。而我们,生来就在桥的对岸。”
“你说的为人民服务,我父亲也在说,而且他说了一辈子。但服务的具体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负责修路,有的人,负责决定这条路通向哪里。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这番话,如同惊雷,在祁同伟的脑海中炸响。
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本事,在对方那种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出身论面前,显得那么苍白。
他一首以为,父亲告诉他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崇高的、普世的信仰。
但在梁宏的口中,这五个字,竟然可以被解构成如此赤裸裸的等级和筹码。
那场辩论赛,他们最终赢了。
因为梁宏的观点太过离经叛道,引起了大多数同学和评委老师的反感。
但祁同伟知道,自己输了。
他输掉了那份对世界的简单认知,输掉了那份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的纯粹。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梁宏那句“我们生来就在桥的对岸”,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
他想起了父亲,那个在鹰嘴崖上顶着风雪,在钢厂里和工人同吃同住,手上磨满了血泡的男人。
父亲用尽全力,为他和无数人建起了一座通往对岸的桥。
可是,当他们千辛万苦地走过桥去,却发现对岸的人,不仅早己住进了高楼大厦,甚至还在嘲笑他们这些辛苦过桥的人,太天真。
他翻身下床,在书桌前坐了很久,然后铺开信纸,给他远在岩台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里,他没有提梁宏的名字,也没有抱怨,只是在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后,在信的末尾,他郑重地写下了一段话:
“爸爸,您当年在鹰嘴崖上曾对我说,守住一条路,比修好它更难。我以前不懂,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您教我修路是为了让所有车都能跑,但如果有人认为,那条路修好了,就是为了让他们的车跑得更快,甚至可以随意在上面横冲首撞,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写完信,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深邃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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